頂層設計，正逢其時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同人工智能將帶來下一次產業革命，并紛紛在人工智能領域進行國家戰略層面布局，美國、英國、歐盟、加拿大、日韓等國家和地區都提出了各自人工智能戰略。
7 月20 日國務院正式印發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從戰略態勢、總體要求、資源配置、立法、組織等各個層面闡述了我國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規劃中指出我國人工智能整體發展水平在重大原創成果、基礎理論、核心算法以及關鍵設備、高端芯片、元器件等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提出了到2030 年的三步走發展戰略目標：到2020 年，我國人工智能總體技術和應用于世界先進水平同步；到2025 年基礎理論實現重大突破；到2030 年人工智能理論、技術與應用總體均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我國將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
此前，在國務院制定發布的《“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以及發改委聯合多個部門共同印發的《“互聯網+”人工智能三年行動實施方案》，都將人工智能的發展作為戰略重點。但相關文件尚未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總體而言，該規劃順應了人工智能發展的浪潮，較為全面的闡釋了人工智能發展中的關鍵問題，是我國在此次產業浪潮中的頂層設計。
突出技術發展規劃，協同問題著墨較少
與各國戰略相比，我國規劃較為強調技術與應用，而相對淡化人工智能發展的其他方面或問題，包括人力資源與教育、標準、數據環境等。
以美國為例，2016年10月，美國白宮發布了《國家人工智能研究和發展戰略計劃》和《為人工智能的未來做好準備》兩份重要報告。
《國家人工智能研究和發展戰略計劃》作為全球首份國家層面的人工智能發展戰略計劃（奧巴馬稱其為新的“阿波羅登月計劃”），提出人工智能發展的七大戰略方向。包括：基礎研究戰略、人機交互戰略、社會學戰略、安全戰略、數據和環境戰略、標準戰略以及人力資源戰略。七大戰略方向為平行關系，都有重點闡述。
《為人工智能的未來做好準備》從政策制定、政府對技術監管、財政支持、全民人工智能教育、預防機器偏見等方面闡釋為人工智能發展提供準備和保障，同時提出了二十三條實施人工智能的建議措施。
我國規劃提出了六大重點任務，其中包括：構建開放協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創新體系；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經濟；建設安全便捷的智能社會；加強人工智能領域軍民融合；建泛在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礎設施體系；前瞻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項目。整體而言都為技術或應用方面，對于投資、教育、人才、倫理、制度建設等其他方面闡述較少。
制度建設也是生產力
在創新的浪潮中，制度建設也是生產力。硅谷在互聯網時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美國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對版權和侵權法的重大改革，降低了互聯網平臺的責任，為硅谷企業在Web 2.0時代的巨大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制度土壤，天才的程序員們才得以發揮其聰明才智，帶來令人驚艷的創新產物。
在AI時代，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同樣不容忽視。以數據開放為例，目前的人工智能是建立在大數據的“喂養”上的，沒有政府數據開放政策，很多AI應用將成為“無本之末，無源之水”。可以說數據開放問題是我國AI發展的痛點問題，需要在戰略中更加全面深入的闡釋。
此外，人工智能相關立法及配套問題也值得深入探究，當前規劃只是簡單提及。以當前人工智能領域較為成熟的自動駕駛為例，2016年9月，美國交通部發布《聯邦自動駕駛機動車政策》，為自動駕駛技術的安全檢測和運用提供指導性的監管框架，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方向。我國目前尚缺乏此類立法及標準，將對產業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此類問題也值得再規劃深入探究。
由追隨者走向引領者
近期《經濟學人》撰文指出，五大因素促使中國發展成為全球 AI 中心：（1）多個行業希望利用 AI 實現數字化轉型；（2）大量人工智能高端人才；（3）移動互聯網市場前景廣闊；（4）高性能計算技術；（5）政府政策支持。其中，前兩個因素尤為重要，是中國發展成為全球 AI 中心的獨特優勢。
信息通信領域，在寬帶部署、大數據、云計算等方面，我們基本都是戰略跟隨者，AI方面，我國繼美國、加拿大等國后發布了AI的國家戰略。在AI這一波產業浪潮中，我國應從制度追隨者走向引領者，積極搶占戰略制高點。
以AI倫理為例，國外提出了人工智能發展“阿西洛瑪”原則，IEEE及聯合國等已發布人工智能相關倫理原則等，包括保障人類利益和基本權利原則、安全性原則、透明性原則、推動人工智能普惠和有益原則等，各國戰略中也均對此進行強調。我國也應積極構建人工智能倫理指南，發揮引領作用，推動普惠和有益人工智能發展。此外，在AI立法與促進、教育與人才培養、AI問題應對等諸多方面，我們也應該積極探索，從追隨者走向引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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