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7歲的劉鷹被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以下簡稱宜昌電信）委任牽頭主持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秭歸分公司（秭歸電信）工作。
對于很多運營商基層員工來說，這是個令人夢寐以求的結果，也算是基層領導了。但誰也沒想到，沒過幾年時間，劉鷹就栽在了這個崗位上。
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劉鷹是小官巨貪，被逮起來是咎由自取大快人心。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反而覺得是個好事情，說明電信業還有很大的空間，很多人還有動力努力工作往上爬。
但實際的情況呢，劉鷹獲刑是觸犯了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湖北省秭歸縣人民法院發布刑事判決書稱，中國電信秭歸分公司員工劉鷹濫用職權，虛設收入項目，違規貸款并上繳中國電信宜昌分公司充抵收入任務，在資金不能及時收回的情況下，為償還銀行貸款，以公司名義高息借貸還賬，致使中國電信秭歸分公司欠下巨額債務，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對其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劉鷹該不該被判刑，該判，因為他觸犯了刑法，給公司欠下了巨額債務，對國家利益造成了特別重大損失。但作為這個行業內的一份子，看到這則消息時，真是五味雜陳。作為一家連續七年獲評選為“亞洲最佳管理公司第一名”的公司，中國電信在部分基層機構的管理內控還有很大提升空間，特別是在基層決策人監督以及部分財務制度方面；同時，作為一個企業的基層管理者，劉鷹為了完成上頭交待的業績指標，為了完成KPI，甘愿冒著丟官去職、鋃鐺入獄的風險去銀行貸款，去借高利貸，這是對企業的真愛還是行業的悲哀。
對于中國電信在基層的管理制度，在這里就不多說了，這個拆東墻補西墻的游戲，居然連續了四年時間而沒有被發現，一直到一塊磚都沒有了，上面才發現了這個大窟窿。
這里，我重點想說一下KPI，也是通信人都熟悉的一個繞口令，與下達的變態KPI的變態程度相比，更變態的是基層公司居然能夠很變態地完成經過變態加碼的變態KPI。
這個月，劉鷹曾經供職的中國電信發布了靚麗的2016年財報：全年經營收入3523億元，同比增長6.4%；凈利潤180億元，剔除出售鐵塔資產一次性收益，同比增長11.7%。中國電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杰在業績發布會說，考慮到過去幾年來資本開支持續下跌，并預期今年資本開支將再降8%，“是時候回饋股東了”。
我就是想問一句，什么時候能夠回饋下基層員工呢？什么時候能夠真正考慮下KPI，考慮下基層員工的市場處境？如果沒有一直高懸在劉鷹頭上的KPI考核，他為什么要鋌而走險，進而鋃鐺入獄呢？說他對所服務的公司是真愛，我不相信，你相信嗎？
事件始末
2009年9月，被告人劉鷹被宜昌電信委任牽頭主持秭歸電信工作。2010年11月，為完成宜昌電信下達的業務收入任務，被告人劉鷹違反電信公司相關規定，安排政企客戶部副主任唐某經手從秭歸縣某儲蓄銀行貸款300萬元，虛構ICT項目將300萬元作為業務收入上繳，后又以湖北紅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承建該工程為由，申報300萬元施工成本，欲從宜昌電信套回300萬元資金撥付給湖北紅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再由湖北紅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返還300萬元用于歸還某儲蓄銀行貸款，因宜昌電信延遲撥付施工成本和湖北紅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未能及時返還資金，導致資金未能按被告人劉鷹的計劃流轉。
自2011年5月至2014年6月間，被告人劉鷹違反電信公司財務管理制度，擅自行使未經電信公司授權的職權，本人及安排公司工作人員夏某1、王某1、唐某以秭歸電信名義向韓某1、譚建、李某、向某、杜某、雷某1、韓某2等人高息借款2037萬元，從銀行及小貸公司貸款48萬元，截留IP電路租金26萬元，共計2111萬元，所籌集資金少部分用于虛報公司業務收入及支付稅金，大部分未進入公司賬戶而在賬外用于償還某儲蓄銀行貸款及滾動借款的本息。截止2014年10月，所借外債除償還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共計2099.48萬元外，尚欠外債本金1096.21萬元及相應利息。2015年1月12日，被告人劉鷹主動向公安機關投案并如實供述了犯罪事實。
湖北秭歸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劉鷹的上述行為已構成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劉鷹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屬自首，依法從輕處罰。被告人劉鷹本人及安排手下員工向三十余人以秭歸電信的名義高息借貸，致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社會影響惡劣，不符合緩刑適用條件，對辯護人呂慶華建議對被告人劉鷹適用緩刑的辯護意見，不予采納。被告人劉鷹已被先行羈押7個月零1日，應予折抵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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