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平臺售假“網紅”難追責 消費者維權成本過高
2017-08-22 13:59:30 來源：北京晚報 熱度:
2017年8月22日訊，時下“網紅經濟”發展迅猛，“網紅”們利用網絡直播、微博微信等平臺在網上吸引了大量粉絲，然后再推銷售賣各種商品，其經濟影響力逐漸加大，甚至趕超娛樂明星。但在實際生活中，很多“網紅”因為涉嫌通過網絡售賣假貨而頻頻受到質疑，而消費者維權時卻面臨取證難、成本高等問題。
現象
影響力趕超明星 “網紅”經濟迅猛發展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網紅經濟”快速崛起，包括直播平臺網紅、微博微信網紅等，她們通過社交媒體的搜索熱度、粉絲活躍度和流量實現了自身價值，其影響力正在趕超娛樂界的明星。
在去年的“雙11”銷售中，“網紅”直播銷售的模式成為熱點。“網紅”們利用直播介紹自己的護膚、服裝搭配等方法，并以此銷售產品。
一位廣東的“直播網紅”號稱在雙11開始不到兩個小時內賣出了6千單，一天業績高達1200萬元。而“直播網紅”拿的是銷售提成，在“雙11”當天一小時的直播收入就達到萬元。這位“直播網紅”稱，她最關鍵的就是滿足粉絲們的要求，比如經常換衣服的款式和顏色，盡量在直播中把整套衣服的效果展示在鏡頭前，變著花樣地向粉絲展示，最后粉絲們在短短時間內便秒殺了幾千件商品。而“直播網紅”的工作也非常辛苦，平常每天直播三四個小時，“雙11”直播6-8個小時。
據相關數據統計，微博上粉絲規模在10萬人以上的“網紅”今年比去年增長了57.3%。在網紅時代，每個網紅主播都可以擁有無數癡迷粉絲，實現自己的人生夢想，諸如MC天佑、papi醬、雪梨等眾多“網紅”實現了名氣、身價和收入同時飆漲的奇跡。
問題
假鞋假藥假面膜 “網紅”售假時有發生
但“網紅經濟”隱藏的問題也很多，其中涉及到消費領域的主要是虛假宣傳或者銷售假冒偽劣產品。
著名職業打假人王海告訴記者，他們目前正在跟蹤一起案例，某位娛樂明星通過網絡平臺代言銷售洗發水等，但產品與宣傳不符，涉嫌虛假宣傳。“主要是騙取商家加盟，被騙的多是一些寶媽，即剛生完孩子的媽媽，從而賺取加盟費。”
一位寶媽稱，當時她通過微信群從“上家”手里拿到了小代理的身份，但結果發現洗發水沒有宣傳得那么好，她拿到的價格高達140元一瓶，原本以為200多元能賣出去，每瓶凈賺幾十元，但實際根本就沒人買。“很多小代理拿的貨都自己消化了，沒有幾個能零售出去的。”
還有一些“網紅”通過直播平臺、微博或微信售賣假冒偽劣產品，比如假冒進口運動鞋、假冒進口化妝品等。趙小姐去年從某網絡直播平臺看到一位“網紅”女主播推銷化妝品，女主播告訴粉絲們她的皮膚之所以白嫩光滑，是因為長期使用了某款面膜。趙小姐非常羨慕，便通過網絡購買了女主播推薦的面膜和卸妝水。
但沒想到使用之后，趙小姐的皮膚很快出現了過敏反應，不僅沒有變得嫩滑，反而刺痛紅腫。“用了幾次，臉上都是刺痛，不敢再用面膜了。”趙小姐通過網店客服溝通解決，但對方卻表示先給好評才能退貨，否則就要自己承擔郵費寄回去。
與趙小姐遭遇相類似的是，李小姐通過網絡直播購買了某減肥藥，結果差點吃出危險。李小姐說，當時“網紅”在直播中稱她吃一種減肥藥的效果很好。李小姐動心了，就和賣家微信聯系，花高價購買了減肥藥。但她服用后，出現了嚴重的不良反應，心慌、失眠、渾身乏力。后來李小姐才知道，這些減肥藥竟然含有國家明令禁止的成份。這些減肥藥的成分是由廉價中藥、面粉和西藥等構成，而西藥就是違禁成份“西布曲明”。
類似李小姐購買的這種減肥藥，在網絡銷售中比比皆是，不法分子將違禁成份“西布曲明”、“酚酞”等加入減肥藥中，然后通過網絡大肆出售。膠囊的成本每顆僅五六分錢，一個療程的用量也就十幾元，但是通過網絡銷售，售價卻翻了近百倍。
去年湖南警方查處的一起案件中，年僅22歲的“網紅”姚某通過網絡售賣違禁減肥藥，把每盒成本價僅12元的減肥藥最后以380元的高價賣到消費者手中。至案發時，姚某發展的下線多達24人，涉案資金近億元，通過微商、微店等銷售網絡遍及全國各地，最多時有600余家網店售賣減肥藥。而買藥的大多是“90后”，如果有消費者吃出問題，會被微商們踢出聊天群。而姚某等人最后被警方抓獲歸案。
困難
網絡直播代購買到假貨 卻沒能打贏官司
對于很多消費者來說，遭遇“網紅”售假常常無能為力，面臨著取證難、維權成本過高等問題。北京的陳女士就通過網絡直播代購買到了假冒奢侈品，但最后卻沒能打贏官司。
去年陳女士從社交媒體上認識了生活在國外的劉小姐，對方經常在網上直播代購，算是海外代購圈里的“紅人”。陳女士先后通過劉小姐購買了外國名牌女包和女鞋，都比正品價格低。陳女士拿到貨后，卻發現可能為假貨，遂前往實體店進行鑒定。工作人員鑒定她買的確為假貨，其中女鞋存在起皮、開裂等質量問題。但劉小姐卻稱其所售商品為正品，拒絕退貨。
陳女士遂將劉小姐告上了法庭，認為對方知假售假的行為構成欺詐，應退還貨款并予以三倍賠償。
在法庭上，劉小姐稱當時已經告知陳女士商品脫銷，只能通過第三方去拿貨，陳女士同意。然后她發貨后，對方覺得很滿意，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她認為原被告不具備鑒定奢侈品的能力，自己亦不具備故意代買假貨的故意，因此不構成欺詐。
法院經審理認為，陳女士雖然提供了雙方的部分聊天記錄，反映了雙方因購買涉案物品是否為真貨進行交涉，但未能提供所訴物品系從劉小姐處購買的憑證。原告無法提供其與被告之間就其所訴物品具有買賣合同，亦無法提供其起訴物品系從被告處購買的其他有效證據，被告雖認可曾代原告購買物品，但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其起訴的物品與從被告處所購物品具有同一性，亦不能提供收貨證明，被告亦不認可原告起訴物品系從其處購買，對雙方的買賣合同關系亦不認可。
法院認為，因陳女士無法證明與劉小姐存在合法有效的買賣合同關系，無法依據買賣合同要求劉小姐履行相應的合同義務及對銷售物品承擔銷售者的義務，最后判決駁回了陳女士的全部訴訟請求。
剖析
網絡平臺負有一定的審查監管義務
目前對于“網紅”售假等新問題，國家雖然已經出臺相關法律，但由于存在跨地域、監管難度大等問題，執法監管存在一定“空白”，因此消費者需要謹慎面對。
北京市律師協會消費者權益法律委員會主任、北京匯佳律師事務所律師蘆云告訴記者，目前“網紅直播”更多的是靠粉絲影響力而營造的噱頭，本身內容不一定真實可靠。
對于平臺來說，應該加強監管力度，包括直播內容在內都應及時審查，并就其存在的風險提示告知網民。而網紅通過直播平臺銷售假冒偽劣產品，除了自身要承擔民事或者刑事責任外，直播平臺也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在網絡購物中，網絡平臺負有一定的審查監管義務，如果明知有違法現象卻沒有及時制止，應該承擔連帶責任。
蘆云律師認為，“網紅”通過直播平臺售賣假冒偽劣產品，如果能夠證明其事先有預謀的勾結、串通，通過虛假宣傳銷售，就構成了消費欺詐，可以追究其民事責任，對涉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的，還可追究刑事責任。
消費者很難
及時完整錄音錄像截屏
但對消費者來說，網絡購物維權最難的在于保留證據。比如網絡直播完全是實時動態的，消費者很難及時完整地進行錄音錄像或者截屏。而且網絡購物經常是跨地域進行的，銷售主體常常不明確，消費者缺乏維權基礎的主體信息，很難找到要投訴的公司或個人。
因此，消費者通過網絡直播等新渠道購買商品時，應該注意查看核實賣家身份信息，注意留存其宣傳資料，并且一定要謹慎理智購買。
“網紅”只是代言人
需連同商家平臺起訴
職業打假人王海認為，很多“網紅”實際不是經營者，他們只是類似于明星起到了代言人的作用。“網紅”們可能人在北京、上海，但她推銷的商品生產地可能在廣東，而發貨地可能在浙江甚至國外，消費者維權會面臨異地投訴、成本高昂等問題。
在對“網紅經濟”的監管方面，由于涉及到跨地域等問題，目前各地對網絡的監管資源遠遠不夠、執法力量薄弱。因此，消費者要充分考慮到通過網紅推薦購買產品的風險，最好先了解賣家的公司注冊所在地、生產工廠所在地、網絡平臺所在地等信息，發現問題后便于向市場監督管理部門進行投訴舉報，而有了明確的被告信息后，也可到法院起訴。但對“網紅”不能單獨起訴，因為商品往往不是他直接售賣的，需要連同商家、平臺等一同起訴。
責任編輯：吳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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