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城鎮化的重要命題。社會性是人類的本性，追本溯源，人類城市的出現，就是為了滿足人性的需要。

有證據證明的人類最早城市，是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那個時代還是刀耕火種的新石器時代，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族群聚集而形成的城邦，滿足了人類對生存、安全、物資交換的基本需要。安全不僅包括生命的安全，還包括精神層面的安全，比如宗教。如果去歐洲，不管城市多小，城市的中心一定有教堂。中國歷史上也是這樣，各種早期文化，都有濃重的宗教和祭祀烙印。

普遍認為農業發展推動了城市的建立，但考古研究表明，這個普遍認識并不正確，農業技術的進步起源于城市而非農村，越是靠近發達城市的農業，其生產力水平越高。城市的發展催生了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反過來創造了人類聚集的可能：一方面，它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釋放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它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提升了對勞動力的需求，推動了農業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移，令越來越多的人改善了生活，滿足了人性追求舒適、幸福、自由、交流的內心需要。毫不夸張地說，工業文明才真正帶來了人類的城市文明。

當然，人群的聚集有好的一面，也自然存在"硬幣的另一面",比如瘟疫對人類的殺傷力隨著聚集越發可怕，即便今天醫療如此發達，西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仍令全球高度緊張。再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污染、擁堵、生活的高節奏……這些都成為城市反人性的一個側面。

人類掌握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人群聚集的規模。農耕時代，受制于生產力水平，數十萬人的聚集，就可以稱之為全球最大的城邦，歷史可尋的最大城市，也僅僅是剛剛超過百萬人口，而且是曇花一現，比如《清明上河圖》中描繪的繁榮的洛陽。

工業文明的時代，是人類掌握自然科學的爆發期，人類對物質的認識進入了原子時代，實現了能源革命，電力逐步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礎元素。能源和動力，推動了城市立體發展，為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創造了基礎，而工業推動了人類分工的細化和產業的規?；?，成為吸納勞動力的源泉，百萬人口的城市，逐步成為常態，而千萬人口的城市也不斷涌現。上世紀中葉紐約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代表了工業時代城市的輝煌成就。

20世紀公認最偉大的發明是計算機，比特時代，就此展開。比特可以說是人類早期工業文明之后，對人類文明貢獻價值最大的要素。如果說基于原子的工業革命是對人類改造世界的體能延伸的話，那么比特的革命就是對人類智慧的延伸。

之所以這樣說是源自于比特對于原子完全迥異的特性。原子是物質的最小單位，比特則是信息的最小單位。原子有質量，卻無法分享。通俗來說就是一個物體，你有了，我就無法占有它。但是比特不同，它沒有質量，你擁有這個比特，我也可以擁有，擁有的人越多，比特的價值才越大，人類的才智發揮的價值就越大。

早期比特承載的信息，是科學計算的結果，信息的價值有限。70年代以后，隨著計算機的大量商用，比特成為商業流程的載體，比特的價值逐步釋放出來，成為今天信息社會的基石。

今天，隨著芯片制造能力的巨大進步，人們具備了移動計算的能力，我們今天手里的一部小小手機的計算能力就堪比上世紀90年代的超級計算機！而我們的信息交換的網絡也實現了巨大飛躍，移動互聯網正在改變每一個人的城市生存方式，這使得我們的周圍，堆積了越來越多的比特。有專家指出，從2010年開始，每一年所產生的數據，超過之前人類所有數據的總和，人類和人類城市在這一刻，邁進了信息時代。信息時代的城市的最高表現形式，就是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什么？它實質上就是人類城市活動的信息，匯集成為一個城市在信息空間的一個映像，今天的城市，實際上由兩個部分構成，物理世界和虛擬世界。城市物理空間和信息世界的互動，為城市的變革創造了新的動力。并由此誕生了一個新的概念：CPS(信息物理系統)。用虛擬信息空間來影響、改造和驅動物理城市，就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既是目標，也是一個過程。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一個傳統的農耕大國。

1978年，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期的德國9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中國只1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因此，面對今天智慧城市的需求，西方城市的目的和訴求與中國有著很大的不同。對于西方來說，城鎮化和工業化早已實現，如何再次釋放城市的活力，是智慧城市研究和實踐的關鍵。但對中國來說，正在經歷今天全球化這個環境下的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城鎮化，四重疊加的歷史變革。從戰略角度來看，中國如果抓住這個"新四化"的歷史機遇，我們就能擁有后發優勢，借鑒西方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經驗，少走彎路，快步直達，實現"兩個百年"夢想。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我們今天要實現的智慧城市建設，要比西方國家有更多的復雜性，更多的差異點，更多的階段性。

2014年以來，對于中國當前階段，智慧城市要做什么，經過幾年的試點和實踐，從中央到地方都已經形成基本共識，那就是以改善民生為核心，以民生服務為抓手，并以國務院的名義正式下發。作為中國智慧城市建設和運營的探索者，我們在這一過程中也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對此我深感欣慰。

毫無疑問，人類終將生活在城市。智慧城市為每個生活在城市的人，帶來了更加公平公正的環境、更多的參與機會，帶來了幸福和繁榮。我們也一直在努力踐行以人為本的理念，讓每個公民能夠積極參與到中國夢的偉大實踐中，為自己營造美好的智慧家園。

脆弱的城市管理呼喚“智慧城市”

這些日子有不少城市公共管理的新聞：不少大城市、特大城市，不但越發不夠“智慧”，還顯得非常笨拙和無能：上海外灘一次小小的新年秀就造成了嚴重的踩踏事故。鄭州市因此不得不取消歌手林俊杰、陳楚生的商業演唱會。湖南取消了汪峰演唱會。上海市取消了舉辦十幾年的豫園燈會。還有?？谂e辦的馬拉松賽，造成城市嚴重擁堵，居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在公共集會可能造成的人員擁擠、災難隱患、交通癱瘓面前，城市管理者不是倉促上陣，手足無措，就是手忙腳亂，臨陣驚慌，甚至形成局面失控，給公眾造成了災難。城市成為“風險集中營”，成為外在光鮮、不堪一擊的脆弱的生存空間，讓幸福和安全效能萎縮很多！不妨用“智慧城市”積極化解。

所謂智慧城市，是說我們生存的城市空間，僅僅具備現代化設施和高樓大廈是不夠的，還應該具備溫文爾雅的城市氣質、充滿智慧的管理思想，讓城市在風險應對、危機應對中，從容淡定，化險為夷，急中有智，將“物”的發展和“人”的發展有機結合，“開展智慧產業、智慧工業、法治政府、智慧養老和公共安全的智慧治理領域的推動工作”，讓幸福和智慧得到激情的釋放，“暢享城市智慧新生活”。

尤其是隨著城市化規模的擴張，以及自然性的減弱，風險已成為必然，管理者更應該登高望遠，將現代化、信息化、風險預警意識納入常態，借助于云技術、大數據、互聯網思維，讓城市“聰明”起來。

智慧，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更要學習和借鑒。第一，城市管理者應淡化物本意識，強化人本意識，將城市和“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不能舍本逐末：過分注重外在輝煌，而形成了內在空虛和空洞。

第二，應該借鑒國際化的城市管理經驗，注重城市面貌現代化，也要多強化智能化和風險管理意識，將風險管理納入管理常態，樹立防患于未然的公共安全意識、風險應對意識。比如香港、紐約等大城市做得就非常好：港府會對民眾給予必要的風險告知和人群疏散培訓演練；搞大型活動時，警方會進行人流量評估，執行必要的限流措施，并劃定責任田讓每片區域都有專人維護，還有醫療人員配備及民安隊支援等等。紐約時報廣場上的水晶球降落儀式，是最引人注目的新年傳統活動，早早開始就實行交通管制，下午5點開始時代廣場附近地鐵口就封閉了；進入時代廣場各個路口都有警察控制進出人流量；時代廣場區域人群用護欄分塊隔離等。這種管理思維不是可有可無的，已成為城市智慧和現代化的必然。

第三，樹立大管理、大數據意識，善于利用并駕馭云數據等，多一些“心中有數、眾智成城”、“新常態的城市治理”、“利用信息技術推動城市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等，提升管理效能。如此，城市在各種危機和大型集會面前的低能化、無能化的態勢，就有望得到改善。

樹立正確的智慧城市發展觀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標志，城市的發展離不開科技的推動。智慧城市是信息社會城市發展的一個高級形態，是我國城市政府發揮后發優勢、進入信息文明前沿陣地的戰略機遇。智慧城市概念自提出以后，迅速得到業界和各級政府的響應，圍繞智慧城市的各種概念定義和解決方案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然而，由于智慧城市概念內涵和外延尚未理清，加之技術思維的狹隘和商業利益的誘導，智慧城市在實踐過程中魚龍混雜，成了各種新技術和新應用隨意堆砌的試驗場。一些地方政府以"有形之手"將智慧城市規劃成為若干龐大的項目群，充滿了濃烈的"凱恩斯主義"味道。這種通過政府大規模投資或社會融資進行基礎設施以及各種應用項目建設的模式，好比"植樹造林",高價移植來的"智慧之樹"種下，卻因高昂的維護成本而難以為繼，結果"智慧之樹"逐漸凋零，留下的只是消耗極大資源卻承載極少應用的信息"水泥".因此，樹立正確的智慧城市發展觀是我們亟須破解的難題。

當前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呈現三大趨勢：經濟全球化、全球信息化和全球城市化。在網絡信息時代，世界日趨扁平化，即便是偏遠的中小城鎮也可以與一線發達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中，物質和能源是主要資源，所從事的是大規模的物質生產。而在信息社會中，信息成為比物質和能源更為重要的資源，以開發和利用信息資源為目的的信息經濟活動迅速擴大，信息經濟、知識經濟逐漸成為城市經濟活動的主要內容。

智慧城市關注的不是數字化程度，而是信息繁榮程度，以及信息富有社會與信息貧乏社會問題。正確的智慧城市發展觀旨在營造城市信息繁榮，通過產業互聯網化推動工業、農業和服務業發展，營造以信息人為核心的信息生態之城，而不是項目圍城，也無須大規模投融資和舉債建設。智慧城市是信息時代下城市經營的新思維，是以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營造宜商宜居、安居樂業的新型信息生態環境。智慧城市是以城市為單元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抓手和牽引動力，是地方政府發揮后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的發展戰略。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市場作用由"基礎性"改為"決定性".互聯網經濟顯著特點是高度的"市場性",互聯網時代的競爭平臺已經被推平，使人與人之間、城市與城市的競爭環境變得公平，彼此間的機會也都漸漸變得越來越均等。

目前，我國很多城市政府依然直接掌握大量資源，在城市經濟活動中到處都能感受到政府力量。城市政府需要負面清單思維，約束權力，建立和完善更公平、自由、開放的市場環境，給創新留下空間。當今的信息社會，恰當的政府超前引領有助于城市在"群雄競逐"的"戰國時代"快速崛起，形成富有特色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已成為城市競爭力的內在要求和必要手段，城市政府超前引領重在強調政府中觀視野和事前調節，依靠市場機制，輔以各種政策和措施，營造城市的安全可信賴和信息繁榮環境，使城市在區域競爭中贏得時間差，抓住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主動權。

面向新型城鎮的智慧城市理論探索與實踐對策

當前我國城鎮化發展的困境主要表現在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中小城市發展機會不均等、服務業發展滯后等方面。如何擺脫內需不足、投資拉動的粗放式增長模式？如何推動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如何貫徹和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我們以新國家戰略為指引，以信息生態學為基礎，以產業互聯網化為手段，理清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作用關系，探索性提出基于面向新型城鎮化的智慧城市三層理論框架及相應實踐對策。

第一層是構筑信息社會的網絡基石，包括3G/4G無線覆蓋、移動互聯網、公共云服務平臺等，這些要素主要是由運營商及專業級服務商提供，以市場機制為主，政府引領為輔，營造(移動)互聯網應用的基礎環境。以云計算為例，據了解，國內不少城市在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中，云計算平臺成為標配。過去幾年各地政府大興云計算中心建設，投資動輒四五百億元，但這些政府主導建設的云平臺，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清晰的盈利前景。

相比之下，2014年"雙十一",阿里云聚石塔訂單創建能力最高達到每秒鐘8萬筆，支付寶的支付峰值突破每分鐘285萬筆，阿里云規模效應開始展現，年內又連續六次降價，對目前生存艱難的地方性云平臺帶來致命一擊。與此同時，電信運營商掌握網絡接入層面的資源，也可以將這些數據中心的計算資源打包成云計算服務提供給最終用戶。因此，在自由、開放、共享的互聯網時代，世界是平的，地方政府需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維，審視自建各種信息基礎設施的必要性和可能風險。

第二層是營造城市安全可信賴和便捷服務體驗的安居環境與公共服務。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政府主要職能是保護社會安全，盡可能保護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建設和維護公共事業和公共設施。隨著我國城市化率超過50%,各種突發事件和社會矛盾日益凸顯，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突發事件頻發的城市，政府能夠專心發展經濟，一個沒有安全信任感的城市，能夠形成產業和人才的聚集。城市政府需要突破傳統大投入、大平臺、低效能的應急平臺建設誤區，致力于應急體系與應急能力現代化。

當前我國城市電子政務窗口作用和服務領導意識大于服務民眾意識，相比，新加坡電子政府體現出了公民和企業導向以及以生活周期為基礎的整合服務理念，公民通過門戶網站，能夠無障礙地獲取電子服務。我國城市政府應借鑒新加坡電子政府理念和經驗，開展以需求為導向的用戶服務，為企業、市民提供單一窗口、一站式、全天候的在線政府服務，打造富有競爭力的公共服務便捷體驗。

第三層是以產業互聯網化和消費互聯網化為抓手，推動城市的信息繁榮，營造城市發展的內生動力。很多三四線城市受到地域限制，信息閉塞，缺乏良好的銷售渠道，好的產品出不來，甚至不被了解。產業互聯網化可以推動生產、交易、流通和融資更高效，通過產業互聯網化讓本地化的工業和農業產品走出去，依托第三方電商平臺拓寬產品交易市場，在最短的時間內讓消費者知道這些好的產品，甚至為偏遠地區的優質產品提供多樣化的銷售渠道。而消費互聯網化可以推動"衣、食、住、行、用"更方便快捷，針對三四線城市生活服務欠發達的現狀，將國內主流的現代信息服務商請進來，與本地服務業對接，圍繞商旅人士和本地居民的衣食住行、醫療健康、終身教育、就業工作、溝通交流、休閑娛樂等方面，提供高效安全、便捷舒適、人性化、個性化的服務，打造富有特色的現代信息服務業。

至美的智慧城市必然是信息時代下的安居樂業之城，也只有繁榮的信息生態和安全便捷體驗的生活環境，才能留住本地人才，吸引外來人才，不斷孕育豐富多彩的創業奇跡。我國的城市政府需要把握信息時代機遇，樹立正確的智慧城市發展觀，勾勒適合本地特點的"智慧城市藍圖",以新型智慧城市為抓手，破解我國城鎮化發展難題，增強城市內生動力、經濟力和競爭力，推動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智慧城市建設需要金融改革

日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總規劃師唐凱表示，截至目前，我國已有400多個城市宣布建設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設已經從概念走向落地，從試點走向普及。

"智慧城市建設可能是幫助解決很多結構性問題的手段。"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近日表示，建設智慧城市是一個很好的方向，但取決于怎么去做。在這一過程中要避免政府過多投入，更多的是實現與市場的結合。"當然政府需要發揮作用，要發揮規劃、引導的作用，提供基礎設施。但建設智慧城市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讓企業和市場發揮作用。"他說。

而要讓企業和市場充分發揮作用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推動金融改革。黃益平認為，現在金融體系不利于非國有企業和中小企業融資，也不利于創新活動的開展。因此要通過改革金融體系，包括像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利率市場化等，來幫助推動企業的創新和升級。

金融改革的推動

黃益平分析說，建設智慧城市對金融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核心問題是要改變我們的金融體系，因為創新需要技術性的因素，要有很好的金融體系來支持和推動這樣的創新，尤其是對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和融資渠道、融資中介的改變，從而為中小企業、對能夠創新的企業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務。"黃益平說。

黃益平指出，經過30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國已經建立了一個非常龐大的金融體系。"從體系和規模來說，我們的金融已經非常發達。"這一體系在支持制造業發展的過程中非常有效，但現在碰到了很多問題。

"過去的金融體系對于支持制造業的發展行之有效，但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體系同樣能有效地支持以發展創新為核心的智慧城市建設，所以金融改革變得至關重要。"黃益平說。

他分析說，當前我國金融體系的運行有三個很重要的特征。第一，金融體系還是以銀行為主。第二，金融市場的運作當中政府的干預多，對利率、匯率、資本流動都有管制，政府還控股了大量金融機構，所以政府對金融體系本身的運作具有強大的干預功能，由此造成的一個嚴重的后果是，在很多金融服務上形成了雙軌制，只有一部分機構、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個人可以得到非常好的金融服務，大企業、國有企業、銀行借錢相對比較容易，而且它的融資成本相對比較低。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尤其是一些低收入個人，融不到資，融資成本非常高。"這樣的扭曲在短期內對部分企業的經濟活動是有支持的，但是對于長期來說，對于總體資金配置效益非常不利。"黃益平說。

第三，很多金融活動和金融決策的后果都由政府兜底。雖然這在短時間內支持了金融穩定，但是長期的后果就是很多金融風險最后都可能轉化成為政府的債務負擔。

這些特點將會對智慧城市的建設形成遏制。"沒有一個經濟的創新活動主要是靠銀行融資支持的。顯而易見，銀行貸出去的錢都是要考慮風險的，銀行不會把錢投給中小企業，投給創新企業，創新企業需要特殊的融資渠道。這是為什么我覺得下一步要建設智慧城市，就要求較快地推進金融改革。"黃益平說。

他認為金融改革內容應該包括，放開準入，允許有更多的中小金融機構，包括直接融資的機構，到市場上來提供資金，或者是到市場融資；利率要市場化，因為現在的利率管制在極大程度上歧視了中小企業，其實也恰恰是歧視了那些可能會從事創新的機構；要逐步地放開資本項目的管制。

政府的角色

智慧城市建設還涉及兩個很重要的問題：政府發揮什么作用？政府與市場、企業之間是一個什么樣的定位？"政府要在智慧城市建設當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不應該像過去那樣成為一個建設的主體，我覺得政府應該發揮的作用更多的是規劃、引導和協調。具體的工作應該由企業來做。"黃益平說。

通常而言，政府需要做兩件事情：一是維持市場規則和秩序，二是提供基本的基礎設施。"我覺得在建設智慧城市時，政府要做的也是這兩個事情。任何一個新的城市的建設離不開政府的有效規劃和有效協調，但政府不要包辦其它事情。他進一步解釋說，智慧城市的建設從核心意義上來說是一個創新的過程，創新是一個需要大量試錯的過程；創新很少是由政府規劃出來的，凡是創新很發達的地方，一般都是自發的。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有一大批企業、一大批個人在做各種嘗試。它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其實你一開始不知道誰會成功。

但是如果有大量的人在試驗，必定有人會成功。"黃益平說。在建設智慧城市的過程中，黃益平擔心的一個問題是這會不會造成新一輪地方財政或地方投資的擴張，從而釀成新的財政風險。"這是我們需要警惕的一個問題，就是政府不能替代企業或者替代市場來從事智慧城市的建設。"